中国反腐模式值得澳大利亚借鉴

03-01 20:39

来源华盛顿邮报 (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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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前卫生部长苏珊·蕾。(澳洲联合通讯社)

近日,接连曝出的国家议员“滥用职权”的腐败案例,激起澳大利亚国内外广泛批评,目前火已烧向议员“福利“(entitlement)的暧昧定义。

引爆哗然舆论的,是已主动辞职的卫生部长苏珊·蕾。在一次前往旅游胜地黄金海岸购买豪华公寓的私人旅行后,她滥用公帑报销权利,混淆公私,厚着脸皮要纳税人为其报销与公务毫不相关的奢侈出行费用(约1.5万人民币)。此案并非个案,三年间,蕾已经向财政部报销过20次往返机票,其中包括至少两次元旦假期内与其配偶同往黄金海岸“过节”的费用,另还有一次约6万人民币的包机费用。蕾女士案后,又有一批议员被相继曝光滥用职权和公费,这系统性的混乱,彻底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若在现在的中国,官员出现这类行为会被如何处置?经专门咨询中国从事纪委工作的朋友,该行为属于典型的贪污行为,用中国党纪政纪专业术语叫做职务侵占。五千以下,将由党政纪处分,超过五千块则构成贪污罪,要依法处置。不仅如此,现行中国的公款使用,还引入了一种叫“公务卡”的管理办法,它确保了每一项公款使用都能够被监督。

如果在中国,蕾女士的行为毫无疑问已经涉嫌违法。但蕾女士是幸运的,她所在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根据当前的《议会权利法》,她的这类行为不仅不会违规违法,还完全是合理的议员“福利”。因而,即便本次事件受到曝光和广泛质疑后,以前任议长毕晓普为代表的人群竟然恬不知耻的对本次曝光进行公开发难,称曝光该事件的人士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和酒鬼一样,喜爱嫁祸于人,待人持有双重标准,但是与酒鬼不同,酒鬼的行为最多导致家庭分裂,而社会主义者能够破坏整个国家“。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承诺换来选民支持,本该代表国家利益、承担重大责任的人士堕落成为当前这样,把消费公款视为理所应当的利己主义者?这恐怕与澳大利亚现行的机制有关。

与中国通过严苛的规章制度来限制、打击腐败不同,澳大利亚在腐败问题上缺少细致的规章制度,一些现行的法律规章甚至对于“腐败”起到了纵容效果。这也是为何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史蒂文·乔波敢在为自己因看橄榄球总决赛,而用公费报销一张约五千人民币机票的行为辩解时说出:“这是人民认为理所应当的,当然,【看球】是与公务相关的任务“这样的话。

过去,一些中国人认为澳大利亚的政治十分的廉洁,部分学者、官员及知名人士还提出要中国向澳大利亚进行学习。作为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笔者实在不敢设想,如果以中国同样严苛的标准去审查澳大利亚政坛,结果究竟会怎样的不堪。基于事实,笔者反倒认为,中国反腐模式值得澳大利亚学习和借鉴。

中国虽然因为人多、事多、关系杂、机构大等因素,使得腐败问题难以被根除,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严厉反腐模式已经深入人心:把违法乱纪的人驱逐出公职队伍,同时对潜在的作奸犯科行为进行强大的威慑,积极的预防和严厉的管控,使参政人士不得不小心谨慎、公私分明,恪守“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底线。这套制度化反腐模式,若能在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以及发挥更好的效用,无疑会是世界上那类情况复杂国家最好的借鉴模板,是符合复杂国家情况的理想文明模式。

像澳大利亚这样,以合法“腐败“来粉饰清廉的模式,除了能带来表面上的廉洁高排名外,对国家和民众毫无益处。幸运的是,现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示将施行全面的改革,强调议员合理报销的范围并不包括那些“理所应当的福利“(entitlements),而是要限于正规公务(official business)差旅费用。笔者建议,在执行本次改革时,澳大利亚应当主动借鉴中国在差旅费方面的严格规定,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从制度上开始,避免职业政客们在“灰色地带”玩弄手段,故技重施。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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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前卫生部长苏珊·蕾。(澳洲联合通讯社)

近日,接连曝出的国家议员“滥用职权”的腐败案例,激起澳大利亚国内外广泛批评,目前火已烧向议员“福利“(entitlement)的暧昧定义。

引爆哗然舆论的,是已主动辞职的卫生部长苏珊·蕾。在一次前往旅游胜地黄金海岸购买豪华公寓的私人旅行后,她滥用公帑报销权利,混淆公私,厚着脸皮要纳税人为其报销与公务毫不相关的奢侈出行费用(约1.5万人民币)。此案并非个案,三年间,蕾已经向财政部报销过20次往返机票,其中包括至少两次元旦假期内与其配偶同往黄金海岸“过节”的费用,另还有一次约6万人民币的包机费用。蕾女士案后,又有一批议员被相继曝光滥用职权和公费,这系统性的混乱,彻底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若在现在的中国,官员出现这类行为会被如何处置?经专门咨询中国从事纪委工作的朋友,该行为属于典型的贪污行为,用中国党纪政纪专业术语叫做职务侵占。五千以下,将由党政纪处分,超过五千块则构成贪污罪,要依法处置。不仅如此,现行中国的公款使用,还引入了一种叫“公务卡”的管理办法,它确保了每一项公款使用都能够被监督。

如果在中国,蕾女士的行为毫无疑问已经涉嫌违法。但蕾女士是幸运的,她所在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根据当前的《议会权利法》,她的这类行为不仅不会违规违法,还完全是合理的议员“福利”。因而,即便本次事件受到曝光和广泛质疑后,以前任议长毕晓普为代表的人群竟然恬不知耻的对本次曝光进行公开发难,称曝光该事件的人士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和酒鬼一样,喜爱嫁祸于人,待人持有双重标准,但是与酒鬼不同,酒鬼的行为最多导致家庭分裂,而社会主义者能够破坏整个国家“。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承诺换来选民支持,本该代表国家利益、承担重大责任的人士堕落成为当前这样,把消费公款视为理所应当的利己主义者?这恐怕与澳大利亚现行的机制有关。

与中国通过严苛的规章制度来限制、打击腐败不同,澳大利亚在腐败问题上缺少细致的规章制度,一些现行的法律规章甚至对于“腐败”起到了纵容效果。这也是为何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史蒂文·乔波敢在为自己因看橄榄球总决赛,而用公费报销一张约五千人民币机票的行为辩解时说出:“这是人民认为理所应当的,当然,【看球】是与公务相关的任务“这样的话。

过去,一些中国人认为澳大利亚的政治十分的廉洁,部分学者、官员及知名人士还提出要中国向澳大利亚进行学习。作为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笔者实在不敢设想,如果以中国同样严苛的标准去审查澳大利亚政坛,结果究竟会怎样的不堪。基于事实,笔者反倒认为,中国反腐模式值得澳大利亚学习和借鉴。

中国虽然因为人多、事多、关系杂、机构大等因素,使得腐败问题难以被根除,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严厉反腐模式已经深入人心:把违法乱纪的人驱逐出公职队伍,同时对潜在的作奸犯科行为进行强大的威慑,积极的预防和严厉的管控,使参政人士不得不小心谨慎、公私分明,恪守“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底线。这套制度化反腐模式,若能在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以及发挥更好的效用,无疑会是世界上那类情况复杂国家最好的借鉴模板,是符合复杂国家情况的理想文明模式。

像澳大利亚这样,以合法“腐败“来粉饰清廉的模式,除了能带来表面上的廉洁高排名外,对国家和民众毫无益处。幸运的是,现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示将施行全面的改革,强调议员合理报销的范围并不包括那些“理所应当的福利“(entitlements),而是要限于正规公务(official business)差旅费用。笔者建议,在执行本次改革时,澳大利亚应当主动借鉴中国在差旅费方面的严格规定,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从制度上开始,避免职业政客们在“灰色地带”玩弄手段,故技重施。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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